摘要：中国男根崇拜起源于裴李岗文化时期，距今已有7200年左右的历史。男性生殖器崇拜是父系氏族社会的标志之一，水泉遗址① 出土的两件裴李岗文化陶祖，是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华夏文明率先进入较高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也从一个方面再次证明中原地区带领中华文明率先进入较高级别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水泉遗址;陶祖;裴李岗文化;男根崇拜;起源
中国男根崇拜究竟起源于何时，史学界以及整个学术界却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传统的观点认为，男根崇拜发生于女阴崇拜之后，大约产生于仰韶文化末期和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年左右。其实，根据新中国7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中国男根崇拜文化的起源，要大大早于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末期，可以上溯到距今7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晚期。本文拟通过裴李岗文化考古发掘资料，对中国男根崇拜的起源问题进行梳理和探索，以求教于学术界。
一、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的男根崇拜实物器
陶祖、石祖做为男性生殖器的模拟物，是人类男根崇拜的典型标志物。传统的观点认为，陶祖的崇拜，大约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从考古资料看，陶祖的出现是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的，如陕西铜川李家沟、临潼姜寨、甘肃马家窑文化及较晚的龙山文化中，都有陶祖出土”。② 大多数学者也都人云亦云地顺从并呼应了这一说法。其实，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截止目前，我国已知的考古发掘出土过陶祖、石祖等男根崇拜实物器的遗址已达170多处;馆藏国家各级文物部门征集的陶祖、石祖、木祖、铜祖等男根崇拜实物器的博物馆也有10多家。其中，年代最早的陶祖，是河南郏县水泉遗址出土的两枚裴李岗文化陶祖，距今已7200年左右，其绝对年代大大早于仰韶文化晚期，比仰韶文化晚期下限距今5000年的历史年代，早出2200年左右。
另外，还有几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祖，在绝对年代上也应早于仰韶文化晚期距今5500年～5000年的年限。这些出土陶祖的考古发掘遗址分别是：河南淅川下集遗址;河南偃师高崖遗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但是，由于这些遗址没有详细的测年数据，因此本文主要以具有准确测年数据且年代最早的水泉遗址出土的陶祖，为年代基准进行考察，对其它遗址出土的早期陶祖暂不作考察。
水泉遗址出土的两件裴李岗文化陶祖，是目前为止，我国经过正式考古发掘，利用碳-14测年方法确定的，年代最早的陶祖。
水泉遗址位于河南省郏县安良乡水泉寨村，1986年—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根据许昌地区文物部门提供的线索，先后两次调配后，经过1次试掘和4次发掘，探明此遗址系裴李岗文化遗存。开掘探沟1条、探方33个、揭露面积共计1980平方米，发现窖穴83座，陶窑2座，墓葬120座。在第三期文化遗存发掘时，在H32窖穴内，出土2件陶祖，编号为H32：1（图一：1）、H32：2（图一：2）。H32：1较大，陶质较粗，红褐色，长约10.3厘米（图一：1）。H32：2，泥质褐陶，长约7.2厘米③（图一：2）。这两件出土陶祖，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这两件陶祖的发掘出土，不仅对研究男根崇拜的起源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起源，也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这两件陶祖，在裴李岗文化中属首次发现。一般来说，裴李岗文化遗物丰富，不少裴李岗文化的遗址和墓葬，遗物和陪葬品甚至比仰韶文化早期墓葬的遗物、陪葬品还要丰富，但却从未发现出土过陶祖这一种类的器物，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以及距今7000年以上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陶祖，这还是首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
其次，这两件陶祖，是迄今为止我国新石器时代各文化遗址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男根雕塑器物。裴李岗文化水泉遗址的年代，据H80和H43两个晚期窖穴中出土的木炭标本，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分别为距今7270±120年（公元前5320±120年），和距今7160±110年（公元前5210±110年）;两个标本的年代上限为距今7390年（公元前5440年）和距今7270年（公元前5320年），下限为距今7150年（公元前5200年）和距今7050年（公元前5100年）。其绝对年代，取其上下限折中为距今7200年（公元前5250年）左右。
第三，这两件陶祖的出土，成为中国男性生殖器崇拜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重要物证，也将中国男性生殖器崇拜起源的年代大大提前。20世纪90年代中期，严文明先生对新石器时代的起止时间进行了重新界定：距今12000～9000年属早期，距今9000～7000年属中期，距今7000～5000年属晚期，而传统上认为的距今5000～4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则应属新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过渡的铜石并用时代，在考古学上又可称为龙山时代④。本文对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的划分，即采用这一观点。根据靳松安先生的研究，依据对已发表的不同遗址C-l4测年数据的分析，把裴李岗文化的绝对年代大体推定在距今8500年～7000年，前后延续了1500年左右的时间;依据豫中地区6处该类文化的典型遗址的材料可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的年代在距今8500～8000年，中期的年代在距今8000～7500年，晚期年代大体可以定在距今7500～7000年，下限当与仰韶文化早期相衔接⑤。本文对裴李岗文化不同时期的划分，即采用这一观点。水泉遗址出土的这两件陶祖，属于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裴李岗文化晚期，比此前我国众多数学者公认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此类器物的年代，即仰韶文化晚期下限距今5000年的歷史年代，提前了约2200年。
第四、这两件陶祖的出土，是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华夏文明率先进入较高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一般来说，男性生殖器崇拜是父系氏族社会的标志之一，也是原始社会人类文明发展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裴李岗文化陶祖的出土，从一个方面再次证明中原地区带领中华文明率先进入较高级别的发展阶段。
二、裴李岗文化晚期已经具备了产生男根崇拜的一系列条件
在我国，由于大多数陶祖、石祖都出土于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因此大多数学者一般都认为男根崇拜产生于仰韶文化晚期，对于裴李岗文化晚期和仰韶文化早期、中期能否产生男根崇拜这一问题，很少有人进行研究，当然也大都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根据晚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中男根崇拜普遍产生发展，以及当时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和所处社会阶段的研究，笔者总结，产生男根崇拜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农业发展具有相当水平，氏族社会先民已经定居;二是男性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男子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显著上升;三是私有制已经产生，社会发展已经进步到父系氏族社会;四是男子的生育奥秘已被发现，男性的生育功能得到肯定，男性“种”的功能被强化，社会已经认可男性也是人类生命的创造者。裴李岗文化晚期比晚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早2000～3000年，是否具有这样的条件呢？根据出土实物和裴李岗文化晚期的社会状况、经济文化水平、婚姻生育特点，笔者认为，机械地把裴李岗文化和裴李岗时代划入母系氏族社会是一个历史错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孕育发展全盛的时间，比公认的龙山时代要早得多，可以向前提前4000-5000年左右。
氏族社会因血缘关系的不同而分为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中国母系氏族社会经历了发展时期和和全盛时期两个阶段。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时期，大约从距今6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开始，到距今约9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大约经历了5万年左右。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大约从距今9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开始，到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约经历了4000年左右。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笔者认为，中国父系氏族社会经历了孕育时期、发展时期和和全盛时期三个阶段。其中，距今9000～7000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的孕育时期;距今7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仰韶时代，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的发展时期;距今5000～4000年的中国金石并用时代，也就是龙山时代，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距今4000年以降，夏商周以后，进入阶级社会，中国社会已经以父系继承制为主导。在裴李岗文化时期，虽然中国社会尚未完全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但此时已经处于中国父系氏族社会的孕育期，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繁荣中，已经产生了很多父系氏族社会的萌芽和因素。因此，裴李岗时代已完全基本具备了产生男根崇拜的时机和条件。其经济和社会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已经进入具有较高水平的耜耕农业发展阶段
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发掘主要表现在墓葬方面，出土的生产工具一般均为磨制，常见的石铲、石镰，已经达到较高的磨制水平。如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石铲，体型扁薄，刃呈舌状，大部分磨制得较精致，其中以两端圆弧形石铲为典型器物;在裴李岗遗址的发现有许多两端圆弧形石铲，一般长26，宽9，厚1.5厘米，也有长33.5，宽17，厚l.5厘米的大型石铲⑥。如贾湖遗址的一件石铲，整体呈椭圆形，两端均为弧形双面刃，长23，宽9厘米⑦，这种呈鞋底型的双刃石铲，两端均可用于翻地、松土，提高了工具的利用率，延长了石铲的使用寿命，在裴李岗遗址中也发现有一些单刃石铲。如裴李岗的一件，平顶，尖圆刃，器形周正，长13厘米⑧。另一件为带肩铲，长l5.3、宽8，柄部宽55、厚l.2厘米⑨。帶肩石铲易于捆梆木板，更加结实耐用。裴李岗文化的石铲，是很典型的器物之一，也是裴李岗文化的标志物之一，在许多遗址均有发现，可知石铲己应用的较为普及。因此，据此推测，裴李岗丈化时期的农业已经跨过了“刀耕火种”阶段，进入了“耜（铲）耕”阶段。当时的农业耕作技术，也已摆脱了原始水平，耜耕的耕作技术己具有较高的水平。石镰也是裴李岗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磨制、弧形背、刃部平直或内凹，都带有小锯齿。柄部下边均有小缺口，个别的也有缺口，以便于捆扎把柄。裴李岗遗址的一件弧背，柄部平直，下端有缺口，上端略凸，易于捆把柄，刃部较薄，有锯齿，长17.5厘米⑩。另一件把部凸起，刃部内凹，锯齿细密整齐，长15厘米，还有一件镰的把部穿有一孔，长11.2厘米k，这些制作精细光滑的石镰，刃部有齿，可装把柄，是收割谷物的有力工具。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从垦荒、耕种、收获和粮食加工，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农具已经较为配套完备，推动了那一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男性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提供了新舞台，成为产生男根崇拜和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
（二）裴李岗先民已经过着定居生活
农业的发明与人类的定居，两者之间密不可分，互为影响，而长期的定居则又为农业的再发展开创了先决条件。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一些学者的研究，裴李岗时期的先民们已经过着定居生活。裴李岗时期的房屋建筑基址的大量存在，表明这时期的人类早已告别了择洞而居、构木为巢的生活阶段，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定居时期l。裴李岗遗址发现的墓葬，有集中埋葬的氏族墓地，墓地距居住地有一定的距离，并设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基穴方向均南北向。死者头南脚北，墓葬分布没有一定规律m。它集中地表现了裴李岗文化时期人类社会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已基本完善;二是氏族内部的埋葬制度还没有最后形成。氏族墓地的出现，与氏族的不断壮大和长期的定居生活是相互的辩证关系，即有了长期的定居生活，氏族集团日趋壮大，氏族村落开始出现;之后，随着长时期的村落生活，必然产生以血缘为纽带关系的氏族墓地。氏族村落和氏族墓地的出现，是在原始农业高度发展，锄耕农作技术进一步成熟后所产生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类，正是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的。他们已经摆脱了依靠自然产品为生的历史，而是运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谋取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并不断丰富自己的生活内容，基本脱离了以渔猎、采集为主，转入从事农业生产，过着定居的生活n，并从事着家禽饲养业和原始制陶业等。考古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遗址也充分证明了当时人们的定居状况。
2006年—2007年，在距今8000～7000年的河南新郑唐户遗址发现了国内迄今为止面积最大的裴李岗文化时期聚落遗址，聚落遗存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共发掘面积7000平方米，发现裴李岗时期房址三组共63座，灰坑230多个，排水沟2条，壕沟1条，并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等文物。
在唐户遗址，已发现的裴李岗时期的房屋基址，占地6000多平方米，分三组分布，每组中的房址基本为20座左右，每组间隔50到100米;可分为单间式和双间式两种，以单间式为主，双间式只有3座，系二次扩建而成。“双间式”房址位于每一组房址中心区域，极有可能属于族群重要人物的栖息地。双间式样的房边上多出的小间可能用于保管整个族群的重要财产生产工具所用。房址形状呈圆形、椭圆形、圆角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均为半地穴式，面积一般在3～5平方米，最大的有20平方米。土穴周围一圈小圆坑是土屋的木桩基，糊上泥巴干草，就是栖身避雨的房子。发掘的房屋聚居情况和石器加工作坊，是当时已初具家庭形态和生产组织雏形的铁证。从房屋聚居情况和同时发掘出土的石器加工作坊中可发现当时已经有了生产组织的雏形。更值得一提的是史前人类还懂得利用自然地势建造绕房排水沟，这也可能是中国境内距今年代最早的排水系统o。這些都是裴李岗先民定居生活的重要物证。
此前，在裴李岗文化的其它遗址如距今9000～8000年的贾湖遗址、距今8000～7000年的密县莪沟遗址、距今8000～7000年的巩县铁生沟遗址、距今8000年的长葛石固遗址、距今8000年的磁山遗址等，均发现房屋基址，可见裴李岗时期的人类已具有了长期的定居历史，并较好地掌握了原始的营造技术。定居生活和房屋营造技术不仅对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男根崇拜的催化剂。因为定居生活促进了族外群婚向走访婚、对偶婚的发展演进，使人类确认男性的生育作用和确认父亲成为可能，这又成为男根崇拜产生的重要条件。
（三）男性在社会生产中已占据主要地位
裴李岗文化诸多遗址的墓葬，可以清晰反映出男女分工情况。例如裴李岗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的墓葬共34座，经对保存较好的骨架鉴定表明：“凡随葬石斧、石铲、石镰等生产工具的均为男性，随葬石磨盘、磨棒的都为女性” p。河南长葛县石固遗址的人骨架，经中国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先生鉴定，凡随葬斧、铲、刀、镰的均为男性，以石磨盘，磨棒为主的均为女性，真正地再现了当时男女社会分工的社会面貌，也表明男女间的社会分工十分明确，男女在生产经济领域中所占的主次地位已经确定。密县莪沟能鉴定为男性的31号墓中，随葬石斧1件、石铲2件、三足陶钵4件、陶壶l件。这与新郑裴李岗遗址28号男性墓中随葬石斧2件、石铲1件、石镰1件、陶壶1件是一致的，均为农业生产工具与陶器组合q。由此推测，随葬粮食加工工具的应是女性墓。从这些迹象看，男女劳动已有分工，这种分工并且反映到了随葬习俗中，男性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女性主要从事粮食加工等家务劳动。从此男人走出了山林，转向了从事农业经济生产的劳动，并成为土地耕作的主要力量，女人则进入从事家庭内部小范围的劳动，诸如家庭饲养、粮食加工、纺织、制陶业等。
从裴李岗文化遗址内发现的粮食堆积坑以及与之有关的遗存看，当时农业物产已有不少剩余，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壮大。如磁山遗址发现的长方形灰坑中，有的粮食堆积其厚度可达0.3-2.00米，粮食的储备量无疑是相当可观的r。粮食大量出现剩余为财产的私有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在裴李岗文化的历史阶段中，社会生活已包含有财产私有成份s。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与之紧密相关的家庭饲养业也得益于发展。猪、狗、鸡等遗骨在这时期遗址内普遍发现，甚至在个别的粮食储藏坑内发现有完整的猪、狗骨骼，反映了这时期家庭饲养业趋于成熟，显示出了农产品的剩余价值的联带作用，对男女进一步的社会分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为男性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创造了条件。
（四）男子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显著上升
一般来说，陶祖、石祖是父系氏族社会的象征，距今7000多年前裴李岗文化晚期，尚不能确定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是否可能产生男根崇拜呢？答案是肯定的。
母权制与公有制、父权制和私有制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固定的、铁定的。现代学者研究发现，母权制时期已存在着私有制t。 父系制和母系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从以女性为中心的对偶家庭向以男性为中心（有时是父权）的一夫一妻（亦有多妻）家庭过渡，以实现世系和财产从母系继承制转变为父子继承制，是从母系制过渡到父系制的各氏族部落所需完成的共同任务。”因此，恩格斯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有的学者依据裴李岗墓葬反映的社会现象，认为女性墓的随葬品数量较多，女性受到尊重，“证明‘裴李岗人'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u。 但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新的考古报告的披露，同时期有些男性墓随葬品的数量比女性墓还要多。例如水泉遗址M29，男性，年龄35—40岁，随葬器物多达31件，其中陶器，24件，石器5件，骨器2件。v 因此，“男女在生产领域的地位发生的不同变化，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必然发生带有根本性的转变。男子真正地走向社会生产的主要地位，并成为主要的社会力量，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而显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标志一一生产工具就必然在男性墓葬中得到反映”w。 男性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之后，农业经济不断增长，氏族内部的日需供求不仅日益得到保证且出现了剩余，男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得到提升，导致了氏族内部个人财产的不断增加，而个人财产的不断增多出现了分配不公平，与原始的公有制的分配形式产生了新的矛盾，即男性的社会统治观念在私有财产更加深化的同时而产生，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阶段过渡的经济表现形式，也是产生男根崇拜的基础原因之一。
三、男性生育奥秘被发现和男性生育功能得到肯定，是产生男根崇拜的主要原因
水泉遗址发掘简报指出：“出土的两件陶祖，在裴李岗文化中属首次发现，可能反映出裴李岗文化的晚期阶段，在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上的某些变化” x。
其社会组织的变化，从距今8000～7000年的唐户遗址可以看出，这座目前国内已知的最大规模的古人类聚居群，裴李岗文化层总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从房屋可推断出当时先人已有相互联系的生产组织。63座房址中有3处是双间房，他们还利用自然地势建了绕房排水沟，并发现石器作坊、排水系统、安全壕沟等。遗址中的房屋聚居群中，有几个相对聚居的群落，可以看出当时的先人已有了相应的生产组织或者社会组织，生产力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几个相对亲近的群落，聚在一起，还有几个单间，都围着中间一个较大的房子建房的特点，说明已经有相应的社会组织，也就是说，被围在中间的可能是族长或者头人，这样的族长，既可能是女性，也可能是男性。3处双间房，都是两间房子建在一起并互通，则有可能是原始的对偶婚家庭。其实，就连那些大量存在的只有3～5平方米的单间，也不能排除它作为走访婚、对偶婚的婚房的可能。
其意识形态上的某些变化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无疑就是男性生育功能的被肯定，这是产生男根崇拜文化的直接催化剂。也就是说，男子的生育奧秘已被发现，男性的生育功能得到肯定，社会已经认可男性也是人类生命的创造者。
考古资料、神话传说和民族民俗资料表明，男根崇拜可能稍晚于女阴崇拜，但两者并不是此消彼长、你退场我登场的关系，而可能是一个长期共存的渐进过程。在我国，两者之间的这种共存关系至少已经存在了7200年以上。因此，男根崇拜可能在很早的时代就已存在，郏县水泉遗址出土的这两件陶祖，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男性生殖器雕塑，可以证明至迟在裴李岗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已经开始出现男性生殖器崇拜了。产生男根崇拜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只能是男性的生殖或对男根的生殖崇拜。
恩格斯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生产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y。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寿命较短，死亡率较高，特别是新生儿童的死亡率更高，不少仰韶文化遗址中，都有大批儿童瓮棺葬的发现就是证明。在裴李岗时期更是如此。朱延平曾在《裴李岗文化墓地新探》一文中结合长葛“石固墓地死者年龄统计”（23例）和“石固北墓地死者年龄统计”（16例），分别推算出裴李岗时期死者的平均寿命为16.2岁或15.3岁。z。增殖人口，与自然抗争，是裴李岗人的头等大事，当人们意识到人类的诞生与男性生殖器有着密切关系时，就对其顶礼膜拜，就原始思维制约下的先民来讲，是很自然的。
生殖崇拜的实质在于追求人口自身的繁衍。因为在悠远漫长的原始社会中，原始人并不知道男女交合与人口生殖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当时人类的性爱比较自由，性的满足并不成为问题。在他们的观念中，性爱与生殖完全分离。但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对神秘的生殖现象产生崇拜，人口增殖便成为初民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经过漫长的社会发展演化过程，原始人类发现了自身繁衍的秘密——男女交媾，男性“种”的作用。人们逐渐地意识到了性交和生殖之间的因果联系，生殖不再被认为仅仅是女人的独立行为，而被认为是男女双方的共同行为，从此男性进入了生育观念。而生育一经与男性相联系，人类的观念就随之发生了剧变，生育的功劳不仅不再单独归结于女性，而且也不再归结于图腾，而是归结于男性，生殖崇拜的对象也由女性生殖器转移到了男性生殖器，由女性转到了男性;正因为生育归功于男性，正因为生育的功劳归结于男性，所以男性生殖器被崇拜。于是，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在女阴崇拜继续存在的同时，又逐渐形成了男性生殖器（男根）崇拜的新的生殖崇拜观念。男性生殖器崇拜的观念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并成为其瓦解的“催化剂”。“在母系社会时期，由于男子在氏族中的地位的逐渐提高和在种族繁衍过程中的作用愈益被社会所认识，与女阴崇拜一起，又出现了男根崇拜，特别是到了母系氏族社会晚期表现得更加强烈。”@7 男性在生育过程中的作用的认识，对于女性生育主体地位来说是个巨大的冲击，因为生育本身已不再是女性的专利，它必须有男性的参与才能实现，这也使得子女按照父系计算成为可能。可以说，这种认识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它连同男性在生产生活中日渐突出的作用一道，敲响了父系代替母系的警钟。“陶且（陶祖）一般被认为是对男性崇拜的一种信物，应是父权制得到确认的一种象征。”@8 因此，水泉遗址出土的这两件陶祖，既是我国男根崇拜起源的信物、物证，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孕育父系氏族社会文明的信物，是裴李岗文化晚期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发展、向父权制发展的象征和标志。
注释：
①③@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郏县水泉裴李岗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
②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第485页。
④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⑤靳松安：《试论裴李岗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中原文物》2007年第6期。
⑥⑨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l978年第二期第73页。
⑦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l期1-14页。
⑧属⑩！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23-51页。
⑫张长安、姚志国：《试论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社会阶段》，《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
⑬！4李友谋：《裴李岗文化墓地初步考查》，《中原文物》1987年专辑（二）。
⑮《河南新郑市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5期;《新郑唐户遗址发现裴李岗文化大面积居址》，《中国文物报》2007年7月13日;《唐户遗址——一部厚重的中华历史教科书》，《郑州晚报》2008年7月21日。
⑯开封地区文管会：《河南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光明日报》1979年1月10日。
⑰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1981年第一辑。科学出版社。
⑱河北省文物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三期。
⑲李友谋：《裴李岗文化墓地初步考查》，《中原文物》1987年专辑（二）。
⑳参见张忠培：《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另见其《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第69～81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㉑朱延平：《裴李崗文化墓地初探》，《华夏考古》1987年2期。
㉓张长安、姚志国：《试论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社会阶段》，《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
㉕《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四卷第：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㉖朱延平：《裴李岗文化墓地新探》，《考古》1988年第11期。
㉗王宇信：《鲸禹是夏民族父权战胜母权制的标志》《人文杂志》1990年第3期。
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等：《潍县鲁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第348页。
作者简介：
楚天佑（1964年-），男，汉族，河南省郑州市人，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任职于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税务局，国家公务员，研究员，调研员，历史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男根崇拜。在北核等核心刊物以及各类省级刊物等，发表历史学、经济学、税收学论文50余篇，知网输入姓名可得到查询结果。30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生殖崇拜和男根崇拜专题研究，重点研究中国的男根崇拜文化。主要研究成果有：《试论中国男根崇拜的起源》、《仰韶文化时代中国男根崇拜的初步发展》、《仰韶时代祖形器的时空分布统计分析和启示》、《仰韶时代祖形器的器型分类和用途寓意》、《对汝州洪山庙遗址男根纹饰的新认识》、《龙山文化时代中国男根崇拜的发展及主要特点》《龙山时代祖形器时空分布统计分析》、《龙山时代祖形器的器型分类和用途寓意》、《中国青铜时代的男根崇拜》、《秦汉以后的中国男根崇拜》等系列论文。青铜时代及秦汉以后中国男根崇拜正在研究写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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